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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国庆阅兵，北大学生们为何会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50分，庆祝建国35周年的阅兵分列式刚刚结束，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游行活动便随即开始。当北京大学的学生方阵行进至天安门前时，队伍中间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尊重历史的原则，文史不假带您回顾往事，深入了解这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顶级学府，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为何要提出“小平您好”的口号，而且还是背着校方的自发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邓公被任命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和西南军区政委，继续进行着解放全国的工作。在恢复生产、清剿匪患、解放西藏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居功至伟，与刘伯承和贺龙等人密切配合。
1952年，毛主席决定将东北局、西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中南局的书记都调回北京工作，史称“五马进京”。之后，邓公被组织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秘书长，从此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1966年5月16日，组织召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其中，还这样明确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公和刘少奇先后都被错误打倒，遭受了一系列的不公正待遇。等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张，边境局势更是阴云密布。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被转移到外地，他也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配厂接受“劳动改造”。
1973年3月，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邓公被恢复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之后更是代替重病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系统纠正文化的大革命错误。不过，随着“四五事件”发生，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在中华大地。邓公在惊闻噩耗后伤心不已，多次申请参加追悼会都遭到某些人的拒绝，成为了一生之憾。
10月6日，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的组织下，迅速对某些人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他们篡夺权力的图谋，十年内乱终于结束。获悉此事后，邓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甚至还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即向组织提交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
邓公写这封信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庆贺，而且还要直接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重新复出参加工作。不过，为了先稳定住大局，组织对何时恢复他的工作尚未形成定论。
1977年初，在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社会各界都表达了希望为“四五事件”平反的愿望。作为该事件的受害者，要求邓公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得到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亲笔批示:
关于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同年2月，邓公从301医院做完泌尿手术后出院，被叶帅安排住进了军委25号楼。当时，虽然组织还没有明确恢复他的职务和待遇，但松动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甚至还可以参阅机密文件和内容。
华国锋主持工作以后，开始着手纠正冤假错案，着手安排部分干部复出。但是，他同时又提出了“举一纲抓两目”的方针，依然坚持为了将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应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1977年2月7日，经汪东兴提议并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机关刊物都大篇幅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其中，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即:
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遵循。
“两个凡是”方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提出来的，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目的却是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只是认识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此，现如今的理论界和史学界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不能以对错进行评价。
“两个凡是”出炉后，立即遭到了一些老同志的质疑，像陈云、王震和叶剑英等人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对此，邓公也认为有些片面了，不能真正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给组织的信中这样表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来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
1977年7月，经过叶剑英、陈云、王震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们的反复推荐，十届三中全会在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就这样，他第三次复出参加工作，重新担任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交手双方是内地和香港的球队。作为铁杆球迷，邓公和李先念等人一起现身，相当于公开宣布自己第三次复出。
在开赛前的几分钟，随着邓公和李先念等人缓步走上主席台，整个北京工人体育馆沸腾了，现场八万多人都起立鼓掌致敬。在中场休息时，他亲自前往休息室接见了双方球员，还即兴发表了一段讲话:
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还要多与国外学习和交流，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足球要搞得起来才行，否则老百姓要骂娘的！
可惜！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的同时，足球却依然令人尴尬。现如今的中国足球，非但没有冲出亚洲，反而陷入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窘境，“李铁事件”依然还在持续发酵中，彻底辜负了邓公的殷切期望。
作为副总理，邓公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领域，立即开始进行座谈和调研。在清华大学，他得知许多通过推荐入学的大学生文化素质很差，甚至只有小学和中学水平，当即就表示: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啊？
经过认真的调研和分析，邓公对于十年内乱造成的教育断层非常痛心，也对当时的教育现状非常担忧。因此，他在多次会议上都明确指出: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已经整整落后了20年的时间。因此，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了真正提升教育的地位，邓公大力提倡各地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同方毅和李昌的谈话中，他这样指出:
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就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
由于大学招生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我国缺少了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因此，恢复高考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否则许多工作都无从谈起。在会见长沙工学院负责人时，他明确指出: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都要通过考试，考试不合格的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即便是我的子女，如果考试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在邓公的指示下，教育部于山西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最终形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方针。虽然，这次会议也提出了要重视生源的文化成绩，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是折中采取了“口试和笔试相结合，提倡开卷考试”的方法。
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显然没有吃透邓公的一系列讲话精神，通过的决议并没有太多新意，甚至可以说有些相悖。因此，他在听取完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汇报后有些不悦，当即就作出了新的指示:
由教育部牵头，找一些敢说话的、有见解的、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座谈，我也会参加。
当听取汇报时，邓公得知天津市教委希望能在大学招生时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考，当即就表示了支持。之后，他以此为例多次鼓励各地“要敢想敢讲，要实事求是”，切实做好百年大计的高校招生工作。
1977年8月4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终于召开，邀请了来自各地的33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尽管工作繁忙，但邓公还是如约而至，不仅亲自参会，而且鼓励大家一定要畅所欲言。
在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发言时，就高校中在读大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极大地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邓公听得频频点头，现场要求教育部长刘西尧尽快落实，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今后取消基层推荐的方式而改由文化成绩录取考生。
1977年8月18日，邓公将整理好的书面报告提交组织，立即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等人支持。很快，教育部就制定完成了招生和考试政策，以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国各级组织。
由于上下一心，恢复高考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在当年底便完成了报名和筛选工作，可纸张的供应却出现了问题。为了赶印高考的试卷，邓公还特意批准动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名考生参加了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高考。其中，有27万多人被各个院校光荣录取，从此开始接受高等文化教育，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以全新的姿态报效祖国。
早在1977年10月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便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以高屋建瓴的眼光看待国家发生的一切。不过，由于他的观点和提法都过于新颖，只能被暂时压了下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科技事业也继教育事业后开始复苏。在这次会议上，邓公发表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讲话，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
1978年4月，当《光明日报》的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被积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当即予以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如此有深度、有见地的文章如果仅仅放在哲学版发表实在是明珠暗投，于是联系作者胡福明进行修改并最终定稿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了扩大文章的影响力，杨西光决定先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后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其中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还是唯一标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不应该只是僵化教条，而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予以充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经发表，立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也随即展开。对于这篇文章，邓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还公开驳斥了质疑的声音:
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邓公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全国范围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恢复。在他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俨然成为了一次积极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1月10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公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再次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其中，他这样表示: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真理标准大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顺利发展。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共有169名中央委员和112名候补委员参加。期间，与会人员就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和严格审议，最终成为足以影响国家命运和历史走向的里程碑式的会议。
在邓公、叶剑英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们推动下，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从此以后，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公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同时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1981年6月，随着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拨乱反正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形成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决策:
毛泽东思想是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80年1月1日，已经停征13年之久的海关关税恢复征收，成为中国向世界传递改革开放意愿的有力信号。之后，国民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以两位数的速度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一场普天同庆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全国人民都欢呼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9月30日夜，北京大学生物系的81级大学生们却难以入睡，因为他们将在第二天参加国庆游行。
按照校方的事先安排，北大学生们将会跟在彩车后面，从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经过天安门城楼。不过，这种方式却不能表达出激动心情，于是准备喊出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比如“国家富强”、“民主强国”和“改革加速”等。
经过学生们多次商量，大家都感觉这些高大上的口号太过于官方，也太过于死板。突然，一个学生喊出了“邓小平同志您好”这几个字，但似乎又缺少了对领导人的亲切感，最终才改成了“小平您好”这四个字。
胡圣虎
由于担心这个口号被校方否决，学生们并没有提前告知。为了保密，他们直到前一天睡觉前才偷偷写好藏好，据胡圣虎这样回忆:
当时没找到什么好的原料，就找了一条宿舍的床单。但是，毛笔又无法在床单上挥写，所以只能找来一块布沾上墨水才写下那四个字。
在国庆庆典的当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行至金水桥头时，大学生们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向邓公表达了最亲切的敬意。
当时，邓公正站在天安门城楼目视游行队伍，当“小平您好”这四个字突然展现时也是微微一愣。不过，他很快就报以微笑，还热情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表现得平易近人。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领导干部的的终身制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严重影响了新老更迭和人才任用。到了1986年，邓公决定率先垂范主动申请退休，但在组织的强烈挽留下只得“半退”，辞去其它职务后仍保留军委主席，直到十三届五中全会才“全退”。
邓公正式退休后，和妻子卓琳居住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院，很少再公开露面。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他因帕金森晚期而引起了肺部感染和器官衰竭，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享年93岁。在群众自发的送行队列中，有人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
邓公虽然过世了，但他开创的“改革开放”却留了下来，为他开创的“小平您好”也留了下来，感动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