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志愿军战事珍闻全记录》， 作者:胡海波，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社。
黔驴技穷的美国人开始进行了一场寂静无声却异常肮脏的战争。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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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
这是细菌战！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但在当时，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国际正义人士就已经开始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
美国最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说，美军细菌作战部门很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已经发明了16种利用空气和水传播的足以杀害大批人命的细菌武器。
美军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丧心病狂地利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位有正义感的美联社记者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发回报道:“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他的人约10%染有各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披露了这艘编号为“1091”的美军细菌战登陆艇所干的勾当。2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
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美国人竟同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搞在一起，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违背了人类一切良知和所有的战争法则。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愤然声明:“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地团结一致，鉴于美国反人类战争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对全体地球居民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各国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来到朝鲜和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不久，他们的调查报告再次向全世界昭告: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汉·勃朗，美3师1名士兵证词:“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接着，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本来就已狼狈不堪的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彭德怀发表谈话:“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使用细菌武器呢？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彭德怀发出最后警告:“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
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2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朝鲜，邓华亲任“总防疫委员会”主任，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美军的细菌战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就这样，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收到军事上的效果，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更是一败涂地，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作者：刀削面
军部的撤退命令到了，志愿军第40军120师359团3营营长牛振厚却死活不肯离开阵地。
牛振厚被炮灰涂黑的脸上，露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他手提冲锋枪，子弹已所剩无几，2颗手榴弹别在腰间。他要拿着这最后一点、少得可怜的家当，与美军最后一搏。
宁可上前一步死，决不后退半生。牛振厚对生已无可恋，全营的兄弟几乎全部打光了，作为营长，他把生当成苟且。敌人的炮火依旧密如雨点，战士们看着几近疯狂的营长还要前冲，立马上前将营长摁下，生拉硬拽把他拉下阵地。
这是120师359团的处境，119师357团的处境也很艰难。团长孟灼华向军师首长汇报战况和伤亡时，竟然失声痛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此刻的孟灼华伤心到了极点，40军3个团血战砥平里，伤亡1830多人，毙伤美军800人不到。
从横城以北的战斗胜利，到砥平里的失利，3天时间攻击砥平里的志愿军部队经历了什么？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1年2月12日。这一天歼击韩8师的战斗接近尾声，40军军长温玉成带119师师长徐国夫到放谷邓华指挥所接受任务。
邓华决心：调集手里能够机动的部队，即，40军119师356团、357团、120师359团、42军125师375团，配属军炮兵团，于13日傍晚发起攻打砥平里战斗。119师在长海北侧设置“前指”，统一指挥。
受领任务后，徐国夫倍感压力，他连地形都没有看，再加上这几个团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单位，互相不熟悉，搞不好容易打乱仗。徐国夫请求把攻击的时间往后放一放，一是他想等355团归建，二是想更进一步了解敌情和地形。
邓华态度很坚决，13日发起攻击不容更改，他问徐国夫：“放跑了敌人谁负责？”徐国夫负不起放跑敌人的责任，他不再言语。邓华对徐国夫说：“砥平里守敌至多2个营，可能已逃走一部分。未逃跑的敌人也可能乘机逃跑，必须迅速抓住敌人，先期歼灭，不能拖延。”
其实这是对敌情的误判。战后，志司前方指挥部也就是“邓指”，从作战指导上作了检讨，明确指出，对砥平里敌情了解极不够，是致使砥平里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敌人只有野战工事，兵力不到4个营，而实际上已形成据点，有美2师23团1个整团法国加强营、炮兵营和1个坦克中队，约有6000多人。
而且这些敌人也不是准备逃跑的，而是奉了李奇微的命令“不得放弃砥平里”，美军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原先是准备撤离砥平里，李奇微对阿尔蒙德说，你要撤出砥平里，我就先撤了你。阿尔蒙德放弃了撤退计划，命令23团团长费尔曼立即加强环形防御阵地。
费尔曼的防御阵地内设有暗堡、掩体、掩蔽部、交通壕沟，在阵地前沿又设有多道铁丝网和雷区，在志愿军可能进攻的地方都造有峭壁冰区。主要道路和阵地间隙都配有密集的火力，除此之外，美军还配以坦克、自行高射炮作为游动火力加强一线阵地。
2月13日上午，徐国夫召开前指会议，部署各团任务，120师359团团长李林一没有参会，团政委肖锡三来受领任务，对此徐国夫有些不高兴，他感到359团没把他这个“前指”放在眼里。42军125师375团也只派了1个副团长来，据这位从砥平里前线来的副团长讲，砥平里的敌军不只是法国营，还有美23团，没有逃跑的迹象，有要固守阵地的打算。徐国夫让参谋长夏克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奈之下，徐国夫只好按原计划组织部队发起攻击，就在这紧要关头意外发生了，13日下午，炮42团暴露目标，遭到敌人空袭，当晚未能投入战斗，攻击部队失去了炮火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与敌人战斗。屋漏又逢连阴雨，42军125师375团通过401.1高地后，就与119师失去联络，当天也未能参加战斗。
实际上，13日晚上，真正与敌接触并投入战斗的只有119师357团和120师359团。357团3营7连连长殷开文带领2排紧跟着突击队1排向凤尾山发起攻击。7连突击排在敌人筑造的峭壁冰区上前进，跌跌撞撞，很是艰难，跌倒爬起，上去滑下来……敌人炮弹在身边爆炸，子弹在身边飞过，带领突击排进攻的7连副连长受了重伤，他依然请求战士们把他架起来，要跟美军死拼到底。
7连连长发现敌人炮弹轰炸过的峭壁冰区都会留下一个弹坑，他立即指挥二排战士利用这些弹坑向敌人猛扑过去，战士们以弹坑做跳板，扑向美军阵地，守敌狼狈逃窜。殷开文看了看表，攻下这个山头只用了20分钟。可是没等他高兴多久，美军的炮弹便从天而降，美军的炮弹像是不要钱一样，纷纷落在这个并不大的山头上，炮弹爆炸的威力就像是一场8级以上地震一样，山欲裂，峰欲摧，山头上的堑壕被炮弹炸平。
殷开文被敌人子弹击穿腹部，跌倒在地，战士们过来为他包扎，他吼道：别管我，敌人反击了，给我狠狠地打！100多个敌人呼啦啦爬上山头，殷开文忍着剧痛边射击边指挥战士们阻击敌人。此时，7连指导员王玉岫带着炮排上来增援，打退了敌人第1次反扑，王玉岫指导员为连长包扎好，让战士立即把连长抬到包扎所。稍微晚了一步，殷开文连长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连长牺牲后，王玉岫指导员指挥战斗，他与全连战士们打退敌人一次次反扑，不幸的是，战斗中王玉岫指导员的腿和腹部也中弹负伤，他左手按着伤口，右手仍然向敌人投弹，战士们都劝他离开阵地，他死活不肯，连队通信员硬是把他背下了阵地，临下阵地时，他特意嘱咐炮排副，没有命令，不能后撤一步。王玉岫来到包扎所4个小时后，也因失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
美军在砥平里布防相当严密，每一座山头都有1个排到1个连的兵力防守。志愿军359团9连负责攻打砥平里西北角的229高地，战斗也是空前激烈。著名“爆破英雄”、9连指导员关德贵参加砥平里战斗前，手脚都被美军汽油凝固弹烧伤，此次，他主动带领2排为突击队。因为烧伤，关德贵的左臂不听使唤，他用牙齿拧开手榴弹盖，与敌人激战。
经过10多分钟激战，2排攻占一个山头，第一个登上山头的关德贵再次负伤，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战士们看着新伤旧伤叠加的指导员心疼不已，于是劝指导员放心下去，他们一定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关德贵坚决不下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就这样，2排战士在指导员的激励下，接连攻下3座山头。
打到天亮，砥平里守敌凭借装备优势开始了火力反击，此时357团和359团都没能拿下敌人主要阵地，“邓指”命令部队坚守既得阵地，待到天黑继续向敌人主阵地发起攻击。美军占据地理优势，用坦克直射火炮和自行高射机枪，把志愿军突击队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美军只要看到哪里有动静，就集中火力朝哪里射击。
359团3营被压在那里进退失据，9连指导员关德贵再次负伤，牺牲在前沿阵地，他带领的突击排大部分牺牲负伤。359团团长李林一试图与3营联系，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团里派出7名电话员，全部牺牲在前往3营的途中。
夜里，119师师长徐国夫和40军军长温玉成先后来到砥平里前线阵地，徐国夫分析战场态势之后，向军长温玉成建议，停止攻击，撤出战斗。这时，砥平里的敌人越来越多，“邓指”决定由温玉成统一指挥砥平里战斗。15日，美军第9军骑1师第5联队20多辆坦克，冲破39军116师和42军126师防线，在空军掩护下闯进砥平里。
仗打到这个份上，撤出战斗是最明智的决定。温玉成与负责联络协调两个军作战的39军115师参谋长协商，向“邓指”建议，撤出战斗。经请示志司同意，参加砥平里之战的部队撤出战斗。
战后，邓华主动向志司检讨，承担起来砥平里战斗失利的所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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