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将在“十四五”期间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这个“个别超大城市”，应该特指北京和上海。换言之，到2025年（“十四五”末期），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将取消或大幅放宽落户限制。
当下，许多省会也已经取消了落户门槛。日前，昆明就刚刚宣布全面放开全市的城镇、城区户口迁移政策。
截至目前，云南、江西、宁夏等十五个省份都已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昆明、南昌、银川等省会（首府）也都已实施落户“零门槛”。
在绝大多数的内陆省份，省会城市都是人口增长的主力。根据“七普”数据，“六普”以来，常住人口增量TOP10城市中，内陆省城占据半壁江山。
与省会城市在人口、GDP等指标上的全面膨胀相比，广大内陆中小城市和城镇，却处于整体收缩状态。
过去十年，昆明常住人口增加了202.78万人，而云南总人口只增加了124.3万人。这意味着昆明之外，云南人口实际是在负增长。
四川、湖北等地情况也类似，成都常住人口增长582万，四川省只增长325.7万，倒挂256万；武汉常住人口增长254万，湖北省只增长51万，倒挂203万。
从长期来看，人口、产业向大城市集中的潮水方向不可能逆转，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商的普及，也在不少地方激起新的浪花。
日前，一篇题为《离开大城市回小地方，就是躺平？》的文章，介绍了多位从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重新发现和改变乡村，更发现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故事。
西安的龚勋，福州的范余胜，杭州的小温，几个天南海北的“城漂”青年不约而同地在四川荣县河口镇“会师”。而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根网线。
简单说，他们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农货，然后在淘宝上出售。因为直接面对消费者，比以往商贩的收购价高很多，农民多赚了钱；而在大城市受挫的他们，却意外在乡村找到了另一番天地。
同时，跟着他们的背影，更多的年轻人也回到这里。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服装批发商回来了，还有人则是放下工地的焊枪，城市白领也终于下定决心逃离，最终二十余位年轻人聚集在河口镇，发起这个“淘宝互助社“。
近一年里，淘宝互助社把近五百万收入带进荣县乡镇，然后分散流转到辛勤劳作的农民手里。而据介绍，荣县全年电商交易量已超过20亿，接近这座偏远农业县GDP的十分之一，成为灰沉边缘经济地带的一道逆光。
事实上，因为淘宝，乡村获得了新的增长契机。如在贵州大山里的淘宝村，每年从网上卖出去几百万把吉他，中年打工妇女回乡在家门口工作，世居深山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山下的工厂上班。
在重庆酉阳，兽医转行的电商协会会长，当选新一届的全国劳模，他培训了几乎全线的淘宝店主。
在雪域高原林芝，出现了西藏的第一个淘宝镇，一年电商销售超过3000万，活跃网店超过300个。
根据阿里巴巴《西部电商发展报告2021》，2020年，西部地区上淘宝开店的新创业者增幅第一次领跑全国。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购销“逆差”也出现了缩减。
2019年，西部居民在淘宝每买1300元其他地区的商品，西部商家才卖出100元的货。到了2020年，西部居民买750元的货，商家就能卖出100元。
说白了，西部商家在淘宝上卖出了更多的商品。这些在传统时代边缘化的小城镇，通过网线接入电商平台，与广袤的电商新经济产生联系，不再仅仅是单向度的消费地，也同时是产出地。
这标志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仅是让偏远地区的人走了出去，也让偏远地区的“货”走了出去。货通全球，收益却留在了本地。
据悉，目前淘宝直播上的新农人主播已经超过10万名，云南、四川、陕西三个西部省份位列新农人主播TOP10。
在迁徙自由的时代，有许多人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但因为电商的存在，那些不想再在大城市参与激烈生存竞争的人，也有了在家乡过得好的机会。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共同富裕”是近来全社会讨论的热点，而真正的共同富裕，需要城市和乡村都富裕。
众所周知，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在中西部，而中西部的最大短板又在广大乡村。这一现实下，电商平台的优势，恰恰能够弥补低线地区和乡村在经济发展上的短板，把农村经济的蛋糕做得更大。
在过去很多年里，中西部乡村之所以相对落后，主要就是因为它们过去被排除在高速工业化的浪潮之外。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让信息化、数字化的触角伸向乡村，并孵化出大量的淘宝村、淘宝镇。
互联网以其本质属性————普惠，打破了偏远乡村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效弥补了乡村在信息和渠道上的短板，大大降低了乡村创业和经营成本。
而目前淘宝上40%的创业者来自乡镇地区，超80%商家的学历低于本科。甚至，在荣县河口镇的“淘宝互助社”中，银发一族也可以充当“店小二”。无论学历高低，年龄长幼，都能通过淘宝触达全国乃至世界市场。
这样的普适性，不仅给更多乡村人以机会，也让形形色色的“城漂”族，在回乡之后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
客观说，那些至今未能搭上共同富裕快车的乡村，一般都是基础设施较差，资源禀赋较差，如果以传统的思路来设计发展模式，无疑很难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且试错成本非常高。
而超越了地理经济限制的电商平台，就能够克服乡村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短板，一步到位地将其拉入一个扁平化的电商世界，帮助其与城市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而让本地产品和产业融入更大市场，实现更好的发展，留住并吸引优秀人才，形成产业和人才的良性循环，这是所有相对落后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所必须破解的课题。
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商平台通过强大的资源和平台能力，也在因地制宜帮助大量在传统基建时代掉队的乡村确立“新基建”优势。
比如，目前阿里在全国建成了5个区域农产品000061股吧)上行枢纽，其中4个位于西部——云南昆明、四川蒲江、陕西西安和广西南宁。
这些数字农业集运加工中心，可以帮助初级农产品转化为标准的“农商品”，依托电商网络对接到东部庞大的市场中。
还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区别于传统的产业模式，电商经济因为脱胎于互联网，更容易受到年轻人的欢迎。这也是吸引那些不想在大城市内卷，又不甘躺平的“城漂”族回到小地方的很重要原因。
任何产业发展都需要年轻人，共同富裕更离不开年轻人的新鲜血液。可以说，在推进广大中西部乡村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产业谋划、路径选择都要考虑到能不能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很显然，电商经济在吸引年轻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此意义上，乡村不管发展任何产业，都不应该忽视电商平台和互联网的作用。
事实上，纵观这些年实现了产业“出圈”与崛起的县域和农村地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率先利用了阿里等互联网电商平台的线上、线下资源，让全国、甚至全球市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并且持续向市场学习，并在市场的引领下不断优化和强化产品与产业，实现着“后富”之路。
中国的人口总量之大和幅员之阔，以及各地巨大的发展差异，决定了单一的大城市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顶层设计在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忽视县域经济和乡村的发展。
去年《求是》杂志刊发题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重磅文章就指出：
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
以往人们一提到回乡，就是考公，考编。人们在谈及县域和乡村生态的时候，常有的描述是靠关系，靠背景，都是熟人社会。
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尤其是淘宝这样的商业平台的渗透，小地方也有了大机会。而今，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成为电商经济中的一环，也为乡村留人、吸引人，提供了平台支撑。
由此引发的部分年轻人从城市奔赴乡村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另一种可能性。
但对于那些不喜欢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在互联网下乡，电商下乡的新浪潮下，他们的确有了拒绝背井离乡的新选择。他们完全可能在自己的老家也富起来，并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乡村发展的新希望。